读了文集《普希金与我》（孙绳武、卢永福主编，人文社，1999年），笔者开始思考普希金与“我”的关系。在这里，“我”加上引号之后，就使它的所指有了变化，即它指的不是笔者本人，而只是第一人称单数的代名词，是一个不确指的概念。任何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、角度谈论有关自己的一切，都可以冠之以“我”。因此，只要赋予“我”形形色色的主体，它就可以指一个个具体的、有思想、有见解的人。
而文集《普希金与我》的书名和内容就体现了这么一种关系。这个“我”指的是百余位作者，他们分别来自文学、艺术、教育等领域，其中有诗人，普希金作品的翻译者、研究者以及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、文学爱好者。一百多个“我”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讲述了普希金之于“我”的关系。虽然重点各异，风格不同，但在一点上他们基本达成了共识，那就是对这位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由衷的热爱、景仰和怀念。他们不约而同地道出：永远的普希金；说不尽的普希金：普希金不仅属于俄罗斯，还属于全人类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普希金是良师益友，是灵魂的坐标。他们与普希金的情感交流穿越了时间，跨过了国界。
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洋溢着真挚的情感。在这个充斥着“追星族”、“偶像崇拜”的世纪之交，难得有人能获得如此一致的赞颂。仔细再读全书，笔者发现，这里的“我”多是老中青三代中老中两代，尤其是老一代。他们大都经历过战争的洗礼，目睹了动荡的年代。并且，他们的青春时代正值苏联老大哥向我们提供帮助之时，大批的苏联文学作品进入中国文坛。前辈的翻译工作者戈宝权、孙用等将普希金等一批俄苏诗人、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后，普希金以他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爱好者。他拨响了缪斯的竖琴，赞美了爱情和友谊，歌颂了自由，创造了诗的辉煌。普希金的诗成为老一代“我”精神的寄托，灵魂的慰藉，甚至为他们指明了生活的道路，伴随着他们走过了风风雨雨。可以说，这些“我”是普希金及其作品在中国传播和推广的见证人。在他们看来，普希金已经升华为一种精神。
那么，在经过了几十年后，处于青年一代的“我”眼中，普希金是不是风采依旧，仍有这么强的向心力呢？文集没有告诉我们，它的编者在前言中也表示了“未能邀请更多怀有同样感情的人参加”的遗憾。也许“更多怀有同样感情的人”指的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“我”。这一代的“我”要么一天到晚着遨游于“网”海，要么忙于考托、考G而无暇去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去了解父辈的理想和追求，去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。但笔者认为，无论何时，“我”都应该留给自己一些空间，一些让精神畅游的空间去发现：在得到的同时“我”又失去了什么。比如，在感觉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之后，“我”是否也应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在逐渐地衰落呢？这当然并不是说要每个人都去爱普希金，称赞普希金，而是年轻的“我”应从精神上去了解老一代，进而对生命作些深层的思考。这也许是《普希金与我》出版的深层次的目的。如果这一愿望实现，将是对普希金最大最好的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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